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。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，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，但少有成功的经验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一书，对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所述公元前403年－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，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，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。郭树伟《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——读王夫之<读通鉴论>》一文，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，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，视廉洁政治为基本国策；加强官员廉政教育，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，反对官员“清而矜、清而伪、清而朋、清而钝”；重视胥吏贪腐预防，提出“简法治吏”措施。本版从今日起，分三期刊发此文，敬请关注。　　　　——编者

王夫之（1619-1692）又称王船山，湖南衡阳人，与黄宗羲、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思想家”，世称“船山先生”。王夫之著述甚丰，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是其代表作。《读通鉴论》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。其中，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、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，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，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，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。

一、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

（一）

《读通鉴论》一书认为，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，在确立政治、经济、法制、思想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，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。对此，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。他指出，隋文帝“重税渔民、竭泽而渔、财聚民散”的贪吝财政政策，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；而唐朝改隋朝“贪吝财政”为“散财于民”的财政政策，又引发了“朝士以贿而容奸、逆臣亦以贿而自固”、“竞为奢侈”的官员文化风尚，以致“贿赂之败人国家，如鸩之必死”，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。

王夫之认为，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，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。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“财聚民散”，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。而唐朝实行“散财于民”的财政政策，又引发了“竞为奢侈”的贪腐奢侈之风，最终导致国家覆亡。这两种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。

隋文帝奉行“富有四海，求盈不厌，侈其多藏，重毒天下，为恶之大而已矣”。其财政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，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，竟导致天怒人怨、国家败亡。“大俭之后，必生奢男”。随后，隋炀帝穷奢极欲、挥霍浪费，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财政政策的一种报复。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，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。因朝廷过度聚敛，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，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。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高祖李渊时期，诚可谓“多藏厚亡”。王夫之分析认为：“隋文帝之俭，非俭也，吝也，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。”隋文帝的“节约政策”不能说是节约，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，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，亡国破家是其必然结果。

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，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，采取“散财于民”、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，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。“盖唐自立国以来，竞为奢侈，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，……李林甫、元载、王涯之狼藉；姚崇、张说、韦皋、李德裕之豪华；……朝士以贿而容奸，逆臣亦以贿而自固”。唐朝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“财聚民散”之弊，却导致了世风日下、道德滑坡。国家高层官僚李林甫、元载、王涯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，而姚崇、张说、韦皋、李德裕等高层官僚，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，官员风尚败坏。即如该书所说：“唐之乱，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。凡三百余年，自卢怀慎、张九龄、裴休而外，唐之能饰簠簋（为官廉洁称为‘饰簠簋’）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。”唐朝官员的集体腐败，以致“贿赂之败人国家，如鸩之必死”。王夫之认为，这是统治者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缺陷导致的恶果。

《读通鉴论》一书认为，如果整个社会贪腐之风盛行，各级官吏层层盘剥，老百姓无疑是难以转嫁损失的社会底层，最后为贪腐“买单”，进而引发社会动乱，最终危及国家安全。因此，反贪腐、澄清吏治与国家政权存亡攸关。

王夫之在此为我们描述了贪腐亡国的路径：先是老百姓为完税而疲于奔命，继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家庭寅吃卯粮、财务透支，造成百姓居家生活艰难，即如唐诗所云：“二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。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”其后是社会底层抗税的百姓，身陷囹圄、“死于桁杨（即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）”。再其后是百姓“流亡日苦、起为盗贼”。这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，又进一步为官吏贪腐提供了温床：“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焰，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。”最后是“国日蠹、民日死”。隋朝的社会发展全局如此，唐朝“安史之乱”之后的江南局势，亦复如此。因贪腐而亡国的情形，在历朝演变的路径大致相似。由此可见，廉洁政治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、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，应当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。

廉洁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其中涉及国家的财政政策、思想文化、官员风尚等，统治者应通盘考虑，切不可顾此失彼。王夫之总结了隋唐两朝财政政策的利弊得失，为统治阶级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（二）

    《读通鉴论》一书，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贪腐现象的观察上。王夫之由表及里，深入挖掘了官员贪腐的思想文化根源，为廉洁政治建设开出了一剂良药。

    封建社会的“家天下”结构，使皇帝过分考虑皇族利益，为一己之大私。隋文帝过分顾及自己的“家天下”，厚敛于民，于是有了“贪吝”的报应。而官员则考虑自己“天下之家” 的利益，为一己之大私。唐朝大臣元载过分考虑自己的“天下之家”，则有“蝜蝂”之祸。王夫之从分析“家天下”的封建社会结构入手，揭示了官员贪腐的社会学原因：“故贪墨者，其人也；所以贪墨者，其子孙也。”

王夫之认为，由于官员贪腐是为其子孙后代打算，所以，反贪腐应标本兼治，“拔本塞源，施以禁锢之罚”。换言之，既要反贪腐，也要加强官员廉政教育，要对官员子弟的吃穿用度，从法制和道德等方面予以监督和制约，并以此为契机，打造一种廉洁的社会风气。应该让官员及其子弟懂得，如果自己享用贪腐之财，则将被社会所谴责。“为子孙者，虽拥肥奡立，而士类弗齿；……人士羞与为朋侣”。

在王夫之看来，如果官员子弟受到约束，“子孙先怵，妻妾内忧”，官员就不会有过分的贪念，贪腐行为就会收敛。如果官员没有贪腐行为，又会减少朝廷与百姓争利，“亦可藉手以寡怨于百姓”，造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。采取这样的防治措施，可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，同时也是对官员子弟的一种保护，是国家移风易俗、反贪腐、打造和谐社会的有益途径。“非但弭生民之蟊贼，且以旌则善类，曲全中材，而风俗亦由之易矣”。

（三）

《读通鉴论》一书在建立高层廉政战略方面，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如何分配国家高层反贪腐所得的财货？而这类财货的数量往往很大。比如，清朝大贪官和珅贪腐事发，世人称之为“和珅跌倒、嘉庆吃饱”。嘉庆皇帝这种处理贪腐财货的方法，给后人留下了笑柄。这虽然是王夫之以后的事情，但王夫之对此类问题确有先见之明。

王夫之认为，国家反贪腐所得的财货，本是贪官污吏盘剥百姓而来，国家不应苟得，应该还之于民，或减税于民。他在书中说：“乱国之财赋，下掊克于民，而上不在官，民乃殄，国乃益贫，民罔不怨，天子闻之，赫然以怒，皆所必然，而无不快其发觉者。然因此而句勘之以尽纳于上，则害愈浸淫，而民之死也益剧矣，是所谓‘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’也。假公科敛者，正以不发觉而犹有所止耳。发觉矣，上顾因之而收其利，既无以大服其心，而唯思巧为掩饰以自免。”通俗地说，贪官污吏的“乱国之财赋”，如果被收缴上来，老百姓当然高兴，但作为最高统治者，不能据为己有。因为，这样做，很难赢得民心。

如果皇帝经常以反贪腐之名增加国家收入，实际上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税外之税。朝廷又会形成一种印象：国家税赋已经收了一部分，而反贪腐又能获得这笔财货，看来，老百姓还能再拿出一些税。于是，统治者就会滋生增税的念头：“有句勘之赢余，列于正供。”这也正如俗语所说：“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。”牵牛者因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，人家把牛抢走了。因为牛踩了别人田地，牵牛者确实有罪，但抢牛者的罪行更为严重。如果国家占有反贪腐获得的财货，实质上是在“抢别人的牛”，是变相鼓励贪腐。因此，老百姓会怀疑你的本意不是反贪腐，而是聚敛财货，会导致社会舆情恶化。政府贪恋小利，甚至将其作为制度来执行，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。

王夫之认为，如果国家得到反贪腐的财货，就应视其为“诚恶墨吏之横征”，这也是取之于民的财富。朝廷应该量入为出、为生民计，体恤百姓完税之难；应视具体情况，减少以后的赋税。“恤民困而念国之匮也，句勘得实，以抵来岁之赋，可以纾一时之急，而民亦苏矣”。这样做，既能取悦于民，又能减少百姓之困，从而使“民知税有定额，而吏亦戢”。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没有额外之税，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会有所收敛，从而扩大反贪腐的社会效果。这才是处理反贪腐所得财货的正确方法。

（作者 郭树伟 单位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