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读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

信息来源：中国廉政文化网　　 信息提供日期：2012-02-22

俗话说，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”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由于朝廷官员的职数毕竟很少，胥吏人群有巨大的规模。而胥吏又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。所以，封建统治者抓廉洁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加强对胥吏阶层的防治和监察。由于贪腐的胥吏直接侵害百姓，其贪腐行为具有社会学意义，其危害足以影响老百姓的社会观感。对此，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一书中，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提出了“简法治吏”的举措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，胥吏阶层是封建统治者用以亲民的一层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胥吏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，类似于《水浒传》中上梁山之前的宋江等官府人员。这类人群有巨大的规模。王夫之形容说：“下吏散于郡邑，如彼其辽阔也。”意谓胥吏分散于民间、数量巨大，像郡邑一样辽阔。胥吏人群具有规模效应，他们贪腐足以影响世道人心。所以，如何加强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，对于国家吏治清明具有全局性意义。为此，《读通鉴论》一书提出了“简法治吏”的举措。 

（一）一般历史研究者认为，秦朝是古代中国以法治国的典型。秦朝从立法到执法，都最为严谨。但王夫之指出，虽然秦朝法律严密，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所预想的效果，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。“孰谓秦之法密，能胜天下也？项梁有栎阳逮，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。其他请托公行、货贿相属、而不见于史者，不知凡几也。项梁，楚大将军之子，秦之所尤忌者，欣一狱掾，驰书而难解。则其他位尊而权重者，抑孰与御之”。也就是说，秦朝立国之初，项梁是国家通缉的要犯，而任“狱掾”小吏的司马欣，只用一封书信，就放跑了项梁。王夫之由此推测，其他“请托公行、货贿相属”而不见于史书的情况，肯定更多。“法愈密，吏权愈重；死刑愈繁，贿赂愈章；涂饰以免罪罟，而天子之权，倒持于掾史。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，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”。王夫之指出了封建社会法制的一个弊端：“法愈密，吏权愈重；死刑愈繁，贿赂愈章。”

　　为什么秦朝严密的法律条文没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？《读通鉴论》一书揭示了个中原因：“法者，本简者也，一部之大纲，数事而已矣；一事之大纲，数条而已矣。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，连章屡牍，援彼证此，眩于目而荧于心，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，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。”从封建社会的客观情况看，因那时交通不便，朝廷的法律宣传很难遍及乡野，社会对话渠道也不像今天这样方便。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造成的，也是当时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现实。秦国严密的法律系统，曾是秦国战胜六国的利器。然而，秦国统一六国后，面对剧烈的国家领土扩张、文化差异，以及巨大的人群数量，要秦国朝廷完成繁重的普法任务几乎不可能，客观上也造成了“无法可依”的社会现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胥吏阶层实际上成为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。这就可能使胥吏“连章屡牍、援彼证此”，依附藏慝、眩目荧心，造成“天子之权，倒持于掾史”的情况，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贪腐行为。“死刑愈繁，贿赂愈章”。显然，《读通鉴论》一书对“秦之法密”是持否定态度的。 

（二）那么，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胥吏执法违法的操作空间、维护法律的尊严呢？王夫之提出了“简法治吏”的举措：“宽斯严，简斯定。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，何也？法定于一王，而狱吏无能移。”

王夫之的这种“简法”，说白了，就是朝廷在执法时，应首先保证法律的宣传和普及，增加行政和法制的透明度、公开性，让老百姓知道国家的法文要义，而不至于在学法用法时，陷入法律的琐文。朝廷只有真正做到“简法”，才能做好“普法”。“惟简也，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，则奸与无奸，如白黑之粲然。民易守也，官易察也，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；而远郊农圃之子，苟知书数，皆可抱案以事官。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，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，虽闲有疏脱，而受其愚蔽，不亦鲜乎”。朝廷应加大法律的普及力度，达到“民易守、官易察”的社会效果，减少胥吏执法谋私的行为，使其“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”。同时，朝廷还应扩大法律解释者的范围，“远郊农圃之子，苟知书数，皆可抱案以事官。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，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”。这样，就能减少胥吏释法的空间。这就是王夫之“简法治吏”、反贪腐的本意。 

　　朝廷只有做好“普法”工作，才能收到防治胥吏贪腐的效果。“夫奸吏亦有畏焉，呵责非所畏也，清察非所畏也，诛杀犹非所畏也，而莫畏于法之简。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，其违之者亦易见，上之察之也亦易矣”。换言之，贪腐的胥吏不怕处罚、不怕诛杀，只怕法制得到普遍宣传。如果法令唯简，“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”，才能使“白黑之粲然。民易守也，官易察也”，杜绝胥吏“授受之密传”，“连章屡牍、援彼证此”，借机贪腐害民。只有杜绝胥吏释法执法的操作空间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，违法的胥吏才能受到法律惩处。王夫之“简法治吏”的要害，也就是今人“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的意思，可谓中的之论。 

　　（三）《读通鉴论》一书认为，治理胥吏的贪腐行为，应先从治理官员的贪腐行为抓起。首先，官员和胥吏在贪腐方面具有利益相关性。“上官之虐取也，不即施于百姓，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，下吏因之以雠其箕敛，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。而百姓之怨毒诅咒，乃至叩阍号愬者，唯知有下吏，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。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，复代上官受缧绁（指囚禁），法之不均，情之不忍矣”。王夫之认为，如果官员贪腐，势必“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”，即借助贪腐的胥吏来鱼肉百姓。而胥吏也会借机敛财。老百姓受到盘剥时，只认为这是胥吏干的，而不知道是其上司所指使。这时，如果只是“上官之鹰犬”的胥吏受到惩处，而其“上官”没有受到惩罚，结果是“法之不均，情之不忍”。这样做，有悖社会公平正义。 

　　抓好朝廷官员的清廉，是防治胥吏贪腐、树立正面舆情的有效举措。“严下吏之贪，而不问上官，法益峻，贪益甚，政益乱，民益死，国乃以亡。群有司众矣，人望以廉，必不可得者也。中人可以自全，不肖有所惮而不敢，皆视上官而已”。通俗地说，如果只惩治贪腐的胥吏，而不追究其贪腐的上司的责任，法律越严苛，贪腐也会越厉害，甚至会导致“民益死，国乃以亡”的社会后果。如果上司清廉，那些贪腐的胥吏也会有所忌惮。 

　　“严治官员”，是国家防治胥吏贪腐的一条重要途径。“故下吏之贪，非人主所得而治也，且非居中秉宪者之所容纠也，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。严之于上官，而贪息于守令，下逮于簿尉胥隶，皆喙息而不敢逞。君无苛核之过，民无讼上之愆，岂必炫明察以照穷檐哉？吏安职业，民无怨尤，而天下已平矣”。王夫之认为，皇帝和高层官员很难具体掌握胥吏的贪腐情况，只有官员为胥吏做出清廉表率，才能对胥吏有直接的预防效果。如此而来，朝廷施政减少了监察的烦扰，老百姓也减少了诉讼的烦恼，才能收到社会稳定的效果。 

　　《读通鉴论》一书还肯定了唐朝刘晏“别分士吏”的廉政举措，称其是防范胥吏持权舞弊的有效方法。“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，而（刘）晏体国安民之心，不可没矣……贪汙之吏，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，猾胥持权，以私利为登耗，民不任其诛求，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，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……（刘晏）且所任以理租、庸者，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，而吏不得以持权”。王夫之认为，当贪腐的胥吏执法时，除了国家税赋之外，他还会借机敛财，老百姓因无法忍受盘剥，便相继逃亡。刘晏用官员理税，胥吏不得参与其中。由于官员重名轻利，怕陷于赃贿而遭人唾弃，所以能够自我约束、保持清廉，而胥吏也没有从中舞弊的机会，百姓自然安居乐业，国家的税赋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这正是刘晏为国分忧的表现。王夫之对刘晏防治胥吏贪腐的举措，是持肯定态度的。 

　　总之，《读通鉴论》一书详细考察和分析了古代中国社会历代王朝反贪腐的利弊得失，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。王夫之的廉政主张产生于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，其论据是前人的反贪腐实践，其论断是建立在廉洁举措利弊得失分析的基础上。所以，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及其反贪腐措施，对于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，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。（作者郭树伟，单位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）